对于吉尔摩（Brynne Gilmore）和齐雄（David Cichon）来说，分离比相聚更为平常。6年前，两人在爱尔兰都柏林读研究生时相遇，但即使是常住都柏林的那段日子，两人也常常因为要出国做研究而分离。
这对夫妇分别来自加拿大和德国，两人离开都柏林后曾旅居多国，但直到现在仍将都柏林视为“老家”。齐雄是一位劳工研究员，主要研究服装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目前在柬埔寨金边工作，不过他已经准备搬回到柏林。吉尔摩研究全球卫生健康状况，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和马萨比特两地工作。两人都30多岁。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未来打拼，所以现在的牺牲是值得的。吉尔摩说：“我们之所以总是分离，并且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我们想要在有能力的时候尽力发展事业。”两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认为对方的事业也十分重要。同时，长期出差意味着不满和怨恨情绪无容身之地。
同时两人都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并准备一旦距离威胁到了感情，都愿意做出改变。在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一点他们就很看重，当时他们最多三个月就要存钱买机票去看对方。尽管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我们总会为了这件事省吃俭用”，齐雄回忆道。
当然，吉尔摩和齐雄的关系也不总是那么浪漫有趣。长途飞行和倒时差也很折磨人。吉尔摩还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假设——她的伴侣做出了更多牺牲，并且还要承受异地单身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但这种关系明显的好处是。双方都可以全身心投入于自己的事业，并且远距离恋爱使他们更珍惜在一起的宝贵时光。吉尔摩说：“当我们在一起时，两人都心无旁骛。”
更高更远
我们很难得知这种远距离关系是不是越来越常见，但在20岁以上的加拿大夫妇中，有7%处于“分隔两地”状态，其中年龄在20岁至24岁之间的人，“分隔两地”的比例更高达31%。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近400万美国人和78.5万英国和威尔士人和伴侣分隔两地。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比如感情不和、健康问题等。
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林德曼（Danielle Lindemann）解释说：“现有的人口统计无法统计出有多少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两地。无法确切地说这种生活方式比以前更普遍，但研究这个领域的人都同意这一点。有证据表明，至少在美国，异地婚姻呈上升趋势。”
有些人认为远距离伴侣关系之所以越来越普遍，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和约会软件的兴起。但同性伴侣的数据比较缺乏，他们可选择的对象更少，所以不得不为了感情在地点上有所妥协。
美国一项针对博士生的研究表明，高学历的双职工夫妇相比起分居或接受一份不太满意的工作，更有可能选择分居。事实上，高学历可能会限制选择。
林德曼在其新书《通勤配偶：变化世界中的新家庭》（Commuter Spouses: New Families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到这样一种悖论——在教育和技能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你能用到这些技能所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林德曼喜欢举以下这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位专门研究18世纪俄罗斯茶杯的教授，那么你就必须去能提供这种工作的地方生活”。就业市场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与此同时，林德曼还提到了一种“极端表现型个人主义”，在某种文化中，人们的自我意识与工作紧密相关。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份称心的工作而分居。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y）的传播学研究员毕勒多（Chei Billedo）指出，那些出于经济原因而不得不分离的人，相比为了追寻职业理想而分居的人承受的压力更大，因为这会对关系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无力负担探亲或是一家人定居的费用
有些情况还会更为极端，有些家政服务人员有时候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来自菲律宾的毕勒多说，对于不受劳动力剥削或严重经济压力影响的夫妻来说，分隔两地的关系和一般伴侣的分手几率是一样的。
毕勒多解释说：“事实上，分隔两地的伴侣会认为自己的情感更加稳定。某些因为离得近而可能被妖魔化的事情，反而有助于维持远距离恋爱。比如说嫉妒，”毕勒多发现嫉妒其实有利于远距离伴侣关系，但必须是切切实实感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反应性嫉妒，而不是毫无根据的猜疑。
同样地，不管是何种恋爱方式，监视对方都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事情，但是轻度的社交媒体跟踪却对远距离恋爱有利。毕勒多针对脸书的研究表明“来自社交网络的反馈对于关系满意度十分重要”。因此，当没有朋友可以面对面交谈时，跨越距离的社交媒体软件就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巩固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的认可也会影响夫妻双方的看法。
某些性格特征也有助于维持远距离恋爱。齐雄和吉尔摩都认为对方适应能力很强，可以在新环境交到朋友，也可以舒服地与自己独处。这也是林德曼在书中所提到的“远距离伴侣共有的特点”，除此之外还包括自力更生、经济保障和没有孩子。
事实上，异性恋者在为人父母后会改变看法。异地恋中的女性经常会说，自己不用满足外界对于女性的期望，但为人父母后这种关系的平等程度就大大降低了，比如说，谁来承担大部分的共同责任。林德曼之前与丈夫两地分居，现在有了孩子就不会再选择异地分居了。
有什么建议？
从这些经验中可以总结出远距离伴侣关系成功的共性：经常反复的沟通。用一些方法弥补距离所造成的隔阂，比如说用脸书或者WhatsApp“汇报行踪”。除此之外，减少性别差异也十分有用，同性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小些。
还应该对这段关系有正确的期望值，而不是与其他没有分隔两地的伴侣关系进行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只会让人觉得有挫败感。研究结果一致认为，距离和另一半的缺席并不会破坏情侣之间的关系，真正影响感情质量的是这段关系的性质和参与者本身。
林德曼还建议，我们应该将感情中的适应性运用到工作上。她希望“有关教育文化能够有所改变，让我们能够更专业化，将接受的教育运用于更广阔的范围里。”
未来的工作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以上建议对普遍情况都有帮助，而不仅仅适用于那些相隔千里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