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的妇女们纷纷投身职场。全球现有一半的母亲为了赚钱而工作。
尽管她们在职场中的表现日益卓越，对于许多母亲来说，平衡工作职责和家庭责任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自西方国家的女性们向职场晋升阶梯进军已经过去了两代人，今日的职业母亲不仅仍在与收入差距和职场天花板进行斗争，她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两难困境：谁来照看孩子们？
许多专家认为，能否找到良好而价廉的托儿服务是许多女性在个人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许多职业母亲依赖于一系列零碎的托儿解决方案，而当这些方案中的某一个落空时，她们就不得暂时撇下工作照看孩子。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得过于频繁时，她们就的加班，削减出差时间，晋升渠道也便随之关闭了。
女性在职业上升阶段常将“在工作场所管理工作和在家管理家务的挑战”视为障碍，艾琳·朗（Ilene Lang）如是说道。她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支持高管女性的NGO的主席兼首席执行管。
当母亲们涌入就业市场中时，一些国家在引导双职工家庭的需求方面比另外一些国家做的好。
欧洲模式
在北欧国家，政府对家庭的支持始于婴儿出生，政府强制规定的产假让母亲可以在孩子出生后的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离开工作场所而不必担心丢掉工作。
位于华盛顿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丽贝卡·雷（Rebecca Ray）在她2008年的一份比较报告中指出，休产假的母亲有些可能能获得全额补助以代替她的工资（如在法国和德国），有些可以获得部分补助（如奥地利，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或完全没有补助（例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一些国家也为父亲提供保留全部或部分工资的陪产假；更少比例的国家则为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延长假期。
在产假和陪产假之后，一些国家政府项目则提供托儿服务。然而在绝大部分国家中，受到收入、照看时长、离家距离等条件的限制，父母们不得不胡乱拼凑保姆、亲戚、邻居或日托所的服务，以保证孩子全天都有人照看。
这意味着外部支持系统的质量决定了职业母亲，尤其是力争上游的那些女性，在职场上是出类拔萃还是满盘皆输。所谓支持系统指的是家里家外的照料者，在家中能获得的帮助，办公室里的助手和优化的日常任务，它们往往将职业母亲分为两类：一类在职场上运筹帷幄，一类则步履蹒跚，勉强跟上工作。
专家们认为北欧国家对职业母亲最为友好，职业母亲们可受益于政府托儿服务和带薪的育儿假期。一份2010年度的研究报告指出，瑞典规定母亲可休满长达40周的带薪育儿假，挪威的带薪育儿假为38周，丹麦则为18周。瑞典和挪威拥有世界最高比例的职业母亲。在北欧国家中，大约每4个母亲中就有3人是职业母亲。
“来自欧洲的证据表明那些政府对育儿支出进行补助的国家拥有更高比例的女性就业率，”联合国妇女署署长亚辛·福尔（Yassine Fall）介绍道。
不同欧洲国家所提供的托儿服务的可得性也很不一样。例如在德国，托儿服务优先提供给不会说德语的移民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充分掌握德语，为就学做好准备。
而在这些项目以外，“质量好的，让人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在德国则较为少见，因为制定国家政策的基础在于鼓励女性多生育，而非让她们在照顾家庭时兼顾工作，”华盛顿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经济学家艾琳·阿贝尔鲍姆（Eileen Appelbaum）介绍道，她研究的正是职场组织管理。
文化“支持”系统：以中国为例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职业母亲群体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事处处长茱莉亚·布鲁萨德（Julia Broussard）介绍说，中国13亿人口中有3.2亿母亲选择工作。
数十年前，共产党的工作单位为他们的职工提供住房和托儿服务。但布鲁萨德说，这些服务已基本消失。现在，随着许多中国农民离开土地前往城市的工厂里寻找工作，那些因为妈妈们去城市工作而被留在乡村里的孩子由他们的祖父母抚养长大。
尽管当父母工作时由祖父母照料孩子是中国的文化常态，布鲁萨德说：“国家认为，尽管毫无补助，女性还是不会对她们的孩子袖手旁观。”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制定了女性强制性提前退休的年龄，蓝领工人必须在50岁时退休，而白领工作者必须在55时退休。布鲁萨德认为，这一政策的副作用就是让祖母们有余力照看孩子，然而这也让老年女性的养老金少于老年男性，由此让这些女性更加依赖于她们的子女以获得支持。
对于中国其他的职业母亲而言，缺乏良好的托儿条件让她们选择和父母或公婆同住。由于中国不提供公共校车服务，父母或其他照料者必须每日接送孩子。布鲁萨德说，对一个职业母亲来说，不借助亲戚的帮助来平衡家庭责任和工作职责尤为艰难。
她说，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父母的职业选择部分取决于最基本的后勤问题，例如谁陪同孩子上下学。
选择保姆与日托的国度
对许多西方国家高收入的职业母亲而言，最便利的托儿方法无疑是寻找一个保姆。在许多发达国家，那些在家提供私人托儿服务的工人常常是把收入寄回家给自己孩子的移民。往往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请得起保姆。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中，一个照看两个孩子，每周工作50小时的保姆每年能获得25000美元至45000美元不等的收入。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请保姆的高昂费用让许多中低收入的职业妈妈望而却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日托中心，家人照顾，委托邻居，或是兼而取之。
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W·史蒂芬·巴尼特（W. Steven Barnett）教授介绍说，在美国，政府即时奖励公共日托或颁发日托补贴，不过基本只针对低收入家庭。巴尼特教授负责领导国家研究所的早期教育研究。
阿贝尔鲍姆说，尽管早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职业母亲就开始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都没有深入关注谁在工作日帮职业母亲照料孩子的问题，在提供托儿服务选项或推出对家庭友好的政策上毫无进展。
尽管尚未有国家完全解决了职业母亲所面临的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困境，专家说有迹象表明和几十年前相比，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一个妈妈的孩子病了，在（美国）社会的普遍观点曾经是，‘你在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知道你有个孩子，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阿贝尔鲍姆说。“现在的形势是推出新政策，给予双职工父母更多的灵活性，让他们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不用放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