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塔琳娜·沙夫纳（Anna Katharina Schaffner）几年前患上了疲劳“传染病”。按她的说法，一开始是某种精神和身体上的惰性，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种“沉重感”。即便是最平常的小事都会耗尽她的全部能量，即使是集中注意力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当她尝试放松时，她发现自己无时不刻不沉迷于查看邮件，就好像缓解疲劳的窍门会突然在她邮箱出现一样。伴随着这种倦怠而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绝望：“我感到百事无心，幻灭而且绝望。”
这种感觉无数人都有过，从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到玛丽亚·凯莉（Mariah Carey），他们都被诊断出患有倦怠的病症。如果相信媒体的看法，那么这完全是一种现代人的疾病；几乎每次沙夫纳打开电视，她都会看到媒体正在辩论这种全天候的文化中我们所面对的考验。“所有的评论员都认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受影响最深——这是我们能量储备的末日，”她说。
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一段时间的疲劳和疏离就像伤风和肢体骨折一样是人生的一部分？
作为英国肯特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和医学历史学家，沙夫纳决定进一步调查。结果就有了她的新书《Exhaustion: A History, a fascinating study of the ways in which doctors and philosophers have understood the limits of the human mind, body – and energy》（关于疲劳的趣味研究和历史：医生和哲学家对人类大脑、身体和能量极限的理解方式）
毫无疑问，倦怠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容易造成情绪倦怠的行业已经出现非常惊人的统计数字。以医疗业为例，对德国医生的一项调查发现，近50%的内科医生感到“倦怠”。他们表示自己每个小时都感到疲劳，早上只要一想到工作就感到筋疲力尽。有趣的是，男人和女人对倦怠的应对方式似乎有所不同：芬兰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称自己有倦怠问题的男性雇员申请长期病假的可能性比女性雇员更高。
鉴于抑郁症也常常伴有疲劳和疏离感，一些人认为倦怠只是抑郁症的委婉说法。沙夫纳在她的书中引用德国的报纸的一篇文章，认为倦怠只是飞黄腾达的职场人士抑郁症的“奢侈版本”。“只有失败者会变得抑郁，”该文章写道，“倦怠是成功人士的病症，或更确切的说是曾经获得成功的人士。”
不过，整体来看，这两种症状存在区别。“理论家通常认为抑郁者缺乏自信，甚至存在憎恶自己或轻视自己的情况，这并不符合自我形象完好无缺的倦怠者，”沙夫纳说，“倦怠者的愤怒通常不是指向自己，而是指向他所在的组织或客户的组织，或者宏观的社会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倦怠也不应该和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混为一谈。后者会造成患者在至少六个月的时间内身心极度疲劳，很多患者称只要稍有活动，就会给身体造成巨大疼痛。
有一种看法是大脑的进化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工作环境。现代社会日益强调生产效率——以及通过工作业绩来证明自身价值的情感需求——这导致员工长期处于一种“战斗或逃跑”的模式中。在进化中，这种模式原本是用来应对危险状况的。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就会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我们的身体为保持战斗而分泌的一种荷尔蒙。
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工作结束并不意味着压力消失。城市（技术设备）中总是热闹非凡，这种全天候的文化让我们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很难得到休息。因为身心都无法充电，我们的电量总是处于极低状态。
理论上至少是这样。
不过，当沙夫纳研究历史文献时，她发现在现代工作环境出现之前，人们早就开始承受极度疲劳了。最早的关于疲劳的讨论来自罗马内科医生盖伦（Galen） 。 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样，他相信人类所有的生理和心理疾病都可以追溯到四种元素的相对平衡——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痰。他说，黑胆汁的累积会减缓身体的循环，导致脑部通路阻塞，造成困倦、懒惰和忧郁。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但是他所说的大脑中充满煤油一样的液体的说法确实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深信不疑。
当基督教扎根西方文化时，疲劳被视为精神软弱的一种标志。沙夫纳提到4世纪庞帝古斯（Evagrius Ponticus）的一段文字，其中形容一种“中午的恶魔”，它让僧侣无精打采的盯着窗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缺少信仰和意志力——精神与肉体的对抗” 沙夫纳说。她指出，有人状告一个僧侣非但不去做有意义的事，反而竭尽全力寻找其他僧侣闲聊——这与21世纪的疲劳者常常发现自己不断查看社交媒体十分类似。
宗教和星相学不断提供各种解释，直到现代医学出现，医生开始把疲劳的症状诊断为“神经衰弱”。内科医生现在明白了神经能够传递电信号。他们认为神经较弱的人就像绝缘线一样会把能量耗散掉。像奥斯卡·王尔德、查尔斯·达尔文、托马斯·曼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知识分子都被诊断出“神经衰弱”。医生将它归因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尽管神经纤细也被视为文雅和智慧的标志——一些病人还为此感到自傲。
虽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如今还会诊断神经衰弱，但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医生中，这个词语常常被使用——有时会有人批评这只是对抑郁症的委婉说法。
显然，从古至今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感到疲劳，这说明疲劳和倦怠可能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倦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沙夫纳说，“历史上发生变化的是我们为倦怠找的原因和它产生的结果。”在中世纪，它是中午的恶魔；在19世纪，它是女性的教育，而在70年代，它是疯狂发展的资本主义对员工的无情剥削。
在现实中，我们依然没有真正弄清是什么让我们感到“精力充沛”，又是什么让我们在没有消耗体力的情况下就快速耗尽了精力。我们不知道这些症状来自身体还是头脑，是社会原因，还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造成。
可能真相是以下几点的综合：人们越来越理解身心之间的关系，这说明我们的情绪和信仰可能对我们的生理有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情绪压抑可能加重炎症和痛苦，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导致癫痫和失明。“很难确定的说一种病完全是身体上的，或完全是心理上的，因为常常是身心同时生病了，”沙夫纳说。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的处境可能会让我们理不清思路，并让我们的身体像瘫痪一样无精打采。而这一事实绝不是说这些症状是想象或编造出来的——它们就像伴随着流感而来的发烧一样“真实”。
沙夫纳并未否认现代生活的压力。她认为这部分来自我们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给予我们掌控自己活动的自由。因为没有明确的界限，很多人会让自己过度疲劳。“这主要体现在对低效率的焦虑和感到做的还不够好——未能达到期待。”她说。
她也同意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耗干了我们存储的精力。“本应节省我们精力的技术从各个方面成为带来压力的因素。”她说。如今要把工作留在办公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
假如历史给我们某种启迪的话，那就是这种病症没有一种简单的疗法。过去，医生给神经衰弱患者开的药方是长时间卧床休息——但是人的无聊只会加重紧张感。如今，当人们感到筋疲力尽时，他们可以接受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他们管理情绪上的疲劳，并找到充电的方法。
“治疗倦怠的方法因人而异。你必须知道是消耗了你的能量，又是什么让你恢复能量，”沙夫纳说。一些人可能需要极限运动的刺激，而另一些人可能跟喜欢读一本书。“重要的是在工作和休闲之间划清界限。”她说，“而这些界限显然在受到威胁。”
沙夫纳发现随着自己越来越了解疲劳，自己也越来越能够驾驭能量水平的高潮和低谷。“看似矛盾的是，关于疲劳这个主题的研究和写作让我感到精神振奋，”她说，“我对这个主题很有热情，看到不同历史阶段那么多人都曾经历相同的事情让我受到安慰。知道不是只有自己独自存在疲劳的问题让人感到踏实——尽管每个人的处境不同。”
